最近武汉在网上又火了，一些机构遭遇网上重大舆情时，不愿意出来回应。我是主张机构要积极回应网上质疑的媒体人，我认为这是那些机构，特别是国有机构的一项责任，而且这是互联网时代实现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说实话，我也常理解一些机构在非重大、且扯不清楚的问题上回避舆论的苦衷。毕竟很多时候，舆论一旦形成突出的集体情绪，除非完全顺着舆论说，否则涉事机构很可能回应一次被骂一次，越描越黑。

互联网舆论场偏爱激烈内容，倾向对事情做犀利描述与引申，还热衷“阴谋论”，对耐心溯源讲理兴致缺。舆论抓住一个细节，瞬间无数情绪蜂拥叠加，形成激进联想，诸如“谁是后台？”“这难道不是共谋？”等等。

机构在与舆论对话时，确实很难不出差错，稍有细节偏差，就会被揪住猛攻，衍生出新“阴谋论”。一旦遭遇公共舆论事件，涉事机构压力巨大。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那件事来说，舆论很快聚焦到杨某某“论文造假”的指控上，一些自媒体公布了几个听着“是问题”的细节。

我主张武汉大学应撤回对肖某某的处分并道歉，可要是我处在武汉大学领导位置，也得思量，做通报时不提论文这事行么？舆论肯定又会掀起波澜：为啥只说处分，不说杨某某论文的事，是不是想包庇她？

所以我猜测（强调下，这只是我个人猜测）：武汉大学现在估计感觉如坐火山口，要么不回应，要回应就得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周全，一次性说清楚。但真能说清楚吗？我猜他们没多大把握。说到论文这事，我没时间把杨某某的论文逐字研读，再做认真评估，我也怀疑自己是否有准确评判能力，毕竟既非学经济，也不搞社会学研究。

那些论文水平更是参差不齐，质量差距不小，引用著作数量也有差异。回过头来挑其中一篇论文的毛病，让学校复核质量，宣布不合格并剥夺学生学位，并非不能做，可对学校而言肯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学校会谨慎对待，操作也颇为复杂。当年论文通过走了程序，要是现在发现大篇幅抄袭硬伤，撤销论文倒简单。但要是只有一些错误，如何鉴定错误严重性，拿什么作为宣布论文无效的依据，这可能是颇具挑战的难题。

所以在众目睽睽下宣布一篇论文该推翻，或认定虽有问题但没严重到需推翻的程度，这似乎首先是个面对舆论场的“政治决定”，而且无论怎样做，都可能面临巨大风险。互联网是个庞大情绪场，这里无论高山、河流还是平原，情绪都是主要构成物质。所以我相信多数机构，包括多数“正经人”如今都想对舆论场敬而远之，有事能内部解决就内部解决，能不上网说就不上网说。当然，互联网也并非见谁攻击谁，客观来讲，多少有点“捡软柿子捏”。

类似武汉大学图书馆纠纷这类场景下的涉事机构直面舆论，该回应的终究躲不过。但我同时想说，互联网应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即一般情况下，对普通人和普通机构别追问过度，别把每个要求都视为正义与神圣，法律才是最大公约数的核心与基点。比如，法院判了，说明杨某某肯定告错了。但她告错是否就属诬告，法院并未定性。舆论场尽可这般指责她，但要是让武汉大学公开说杨某某诬告，我想武汉大学会有所顾虑。诬告有民间认知，告错都能叫诬告，但法律也有定义，法律中，并非所有指控错了都属“诬告陷害罪”中的诬告。

大家心情能理解，可对杨某某进行严重后果的追究绝非易事。我担忧其中有网上流行的性别对立在推波助澜，所以有些要求可能夹杂特殊情绪。让杨某某“社死”容易，现在众人一起骂，她已删光帖子不再发声，等同于“社死”。

但要取消她的硕士学位，甚至让香港浸会大学将她从博士攻读中除名，绝不像一些人想得那么简单，要这么做，需经过程序正义的检验。社会存在的灰色地带，可互联网总要求非黑即白，要么把灰的变成黑的，要么变成白的，就是不容许灰色存在。但这不符合实际，因为灰色或许就是生活底色，所以非黑即白的做法必然冲突不断。

说实话，我也在网上也被编造各种段子、谣言，有人要求我回应，我也常选择沉默，等事情自行降温。因为我知道根本说不清，那些添油加醋的细节，去澄清大概率越描越黑。

我猜机构面临的困境比我个人遭遇的要大得多。但谁让它们是机构呢！机构社会责任本就比个人大，所以有时即便硬着头皮，也得回应舆论质疑。但希望大家都了解缘由，明白常被忽略的复杂性，在我们吃瓜、参与网上热闹时，不妨让理性归位，防止落入被带节奏、人云亦云的俗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