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北京城的风透着寒意。文化部机关大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茅盾在灯下翻阅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他的灰色呢子外套被椅背压出一道折痕。会后，有人悄悄告诉他：江青已经在京剧改革座谈会上开始“点名”，她对“旧社会的灰色情调”格外敏感。茅盾只是合上书，低声说了句：“写得好不好，不在颜色，在分量。”谁也没料到，这句话三年后要付出高昂代价。

时间往前拨回到1949年1月。那时的茅盾刚从香港秘密抵达北平，地下党安排他住在西四一处院落。新中国筹建委员会名单尚未正式公布，周恩来深夜登门：“文艺口需要一位能压得住阵的部长，愿不愿意来挑担子？”他一口回绝，理由很直白——终于清静，可以写作。周恩来没勉强，转身离去。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香山脚下一座办公平房里见到茅盾。毛开门见山：“文化部要人，是个烫手山芋，你有底气。”茅盾犹豫，再三却还是点头：“既然主席信得过，就试试吧。”就这样，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产生。

茅盾对部长一职并非敷衍。1950年至1956年，他主持制定文艺工作若干条例，给全国文联、作协拨款、落编、建刊物，下笔可谓大开大阖。然而，他更看重青年作者。1958年，《人民文学》准备创刊十周年专题，副主编陈白尘提议请茅盾写年评，茅盾欣然答应。刊物一出，他用近五百字重点褒奖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消息传到十三陵水库工地，王愿坚激动得在工棚里连夜写了《普通劳动者》初稿。此事在文坛传为佳话。

不过，1964年春天的气氛已然变味。《东方红》排练进入冲刺阶段，周恩来看完总彩排后提出修改意见：抗美援朝章节必须突出中朝并肩作战的友谊。这时候，江青顶着“总顾问”名义，认定舞台表现已经“革命到底”，拒不调整。周恩来只得派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去沟通，吃了闭门羹。最后，压阵的还得是茅盾。

那天午后，钓鱼台一间会议室里，两人对面而坐。对话只有短短几句。茅盾说：“周总理的意见要考虑。”江青冷笑：“外行多。”茅盾放低声调，却掷地有声：“若坚持，我去找主席。”这句话立竿见影，江青妥协，但火苗已经埋下。

两个星期后，江青主持的一次内部汇报会上，《林家铺子》《不夜城》被贴上“资产阶级毒草”标签。理由很简单：描写“市侩”“萎靡”。批示一出，群众组织迅速跟进，报纸专栏接连刊文，连夜批判会越开越大。茅盾顿觉身处漩涡中心。有人统计，他一年中应付了三十多场检讨和座谈，晚上一度靠大量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

1965年初夏，周恩来把茅盾请到西花厅小客厅。没有寒暄，周恩来轻声说：“干脆调整岗位吧，到政协去，心里会安稳些。”茅盾听罢，明显松了口气，放下茶杯：“这样挺好，文艺界也需要腾出位置给年轻人。”一句话，既保全自己，也保全局面。第三届全国人大、第四届政协同步召开，茅盾卸任文化部长，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此淡出一线。

职位调动并未带走他的忧虑，但免去频繁的行政会议，终究让他重新握起笔。1966年之前，他断断续续完成《夜读偶记》，点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仍然锋芒毕露。遗憾的是，文革风暴将至，书稿锁进抽屉多年。

翻检茅盾自存手稿，“文学要敢于照亮人心阴影”这行字被他反复涂改、加重。朋友推测，这是他给自己留下的提醒。毕竟，一位文学家在政治潮流中求浮沉，本就难求两全。江青一句“毒草”，周恩来一句“政协副主席”，一贬一褒之间，茅盾完成了从文臣到“散官”的转身，也让中国当代文学史平添复杂的一笔。

1964年的那场批判潮，没有完全毁掉茅盾的声望，却让他真正明白：写作或当官，其实都不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的自由，只能寄托在作品里。作品可能被误读，被扣上毒草帽子，可文字留下痕迹，终有重见天日之时。或许，这才是他愿意平静接受政协“清闲职务”的根本原因。

今日再读当年王愿坚写下的《普通劳动者》，开头那句“我们用汗水点亮火柴”颇耐人寻味。火柴是光，也是刃，点燃别人，也可能灼伤自己。茅盾当时未必想到，给青年作者递去的一束光，日后却照见自己不得不暂避锋芒的身影。歷史风云如潮，人物际遇似棋，走到这一步，他选择静观，不失为老成之策。

茅盾此后大多时间在东城区安定门外一处旧宅中度日，看书、种花，有时接待外地进京的年轻作者。有人问他：“先生不再从政，可会遗憾？”他摇头：“写写字，看看书，够忙。”一句轻描淡写，道尽曲折心境。这个回答，也许是对那场“毒草”风波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