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浪潮，使北京大学众多学子陷入了厄运。他们被归入“五类分子”的范畴，遭受着无处不在的歧视和凌辱，被迫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和贬损。许多人不得不忍受繁重至极的体力劳动，其强度几乎逼近了常人忍耐的极限。即便被摘除“帽子”，他们仍旧被视为贱民，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看不到任何希望之光。在如此压抑的氛围中，许多人迫切地渴望摆脱束缚。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条出路——逃往香港。

彼时，边境关卡森严，警备严密，逃港之举谈何容易。即便如此，仍有少数勇士，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生命的险境，一搏命运。在众多尝试逃港的北大右派学生中，物理系学生沈迪克与其化学系学生配偶梁成金夫妇，二人携手，成功完成了这惊心动魄的逃港壮举。

沈迪克、梁成金的

逃港惊险历程

沈迪克自幼在军医世家耳濡目染，1949年，其父随国民党迁往台湾，并在那里担任国民党海军总医院院长。彼时，沈迪克正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苦读。顺应时代潮流，他毅然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因出身背景的沉重压力，初入军旅便遭遇了不公的待遇。起初，他在空军政治文工团担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被调至空军直属机关，担任文化教员。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梁成金。

梁成金，一位地道的广东女子，毕业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1951年，她毅然投身军旅生涯，次年便抵达北京空直机关，担任文化教员。正是在这片热土上，她与沈某结缘，并逐步陷入情网。1954年，他们共同选择转业，双双考入北京大学，分别就读于物理系与化学系。在北大，他们成为了校园里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形影相随，共同度过了那段青春年华。

于1957年的广泛鸣放运动中，沈迪克作为一名热心的参与者，深刻感受到了出身所带来的偏见，这一经历让他对政治环境下的社会分层有着深刻的共鸣。他以“谈谈”为笔名，创作了题为《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的著名大字报，因而被贴上了极右派的标签。在此同时，尽管梁成金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但由于未能与沈迪克明确切割，也被一同划入了右派阵营。自那以后，他们的命运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8年，沈迪克受命赴北京无线电仪器厂进行劳动实践，与此同时，同届毕业生梁成金则被派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科委所属的科技学校担任教职。面对逆境，这对情侣依旧坚定地守护着彼此的爱情。到了1960年寒假，返回京城省亲的梁成金与沈迪克开始了共同生活的篇章，并且喜得贵子。同年暑假，怀着身孕的梁成金与沈迪克在北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在喜结连理的喜悦之中，梁成金的心中却夹杂着一份未竟的遗憾，未曾得以细细品尝这份爱情的甘甜，便遭遇了沉重的打击。沈迪克的告知如同一把利刃，刺痛了她的心：因与同厂一位右派女同学的纠葛，他未能及时踏入婚姻的殿堂，那位女同学遂向厂领导举报了他。厂方毅然决定将其开除，并送去劳教。承受着沉重打击的梁成金，不得不独自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投靠亲戚，于10月下旬孤独地迎来了女儿的诞生。产假结束后，她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到了呼和浩特的工作岗位。然而，那区区29元的生活费，对于一个身为右派母亲的她来说，根本无法支撑起她和女儿的生活。

沈迪克亦面临着要么接受劳教，要么自行寻觅生路的困境。在那个计划经济与政治枷锁遍布的时代，几乎无处可寻一份自力更生的出路。尽管前路荆棘密布，但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另寻出路。梁成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工作，与沈迪克和女儿一道，回到了广州的故乡。不久后，沈迪克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成都。凭借北大才子的智慧与才华，他们开始密谋如何谋取生计，并寻觅机会逃离香港。

沈迪克敏锐地察觉到，正值饥荒年代，食物变得极其稀缺，众人纷纷投身于钓鱼以求果腹。然而，国产钓鱼线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让钓鱼变得异常艰难。于是，他们决定投身钓鱼线的生意。梁成金在广州的黑市购得港产的高品质钓鱼线，整理完毕后，便交由沈迪克在成都负责销售。起初以零售为主，后来转为批发，不久便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两人都深知这一行业的风险极高，长期经营必将暴露问题。因此，在筹集到足够的逃亡资金后，他们果断收手，不再涉足。梁成金将所得之财用于购置金首饰，并送往打金铺进行精炼，制成纯金首饰，因为蛇头只认纯金。

当他们在四处奔波，竭力通过各种关系寻求蛇头的协助，企图非法跨越国界时，局势已经变得愈发紧张。梁成金回忆说：

1962年5月1日，二龙街派出所的高同志踏入了我的家门，神色凝重地传达了命令：“你们这些五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以及右派——必须立即搬迁。五类分子被视为人民的公敌，严禁在广州市区逗留，你们必须返回农村，接受农民的劳动改造。你作为右派分子，你和你的女儿必须立刻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她的话语如同一份不容置疑的判决书，立刻生效。五天后的某日，她再次造访，急切地询问我们的去向。

“我将助你觅得栖身之所。”言下之意，她巧妙地暗示着劳改营正敞开大门，期待着你的到来。

我家是一个三口之家，由夫妇二人组成，两人均持有右派身份，育有一名刚满一周岁的女儿。沈迪克更是被定性为极右派，于1958年被判送至工厂进行劳役，直到1961年初才得以重返故乡成都。在同一时期，我也退职回到了广州，却因诸多因素，未能与丈夫团聚。我们两人都沦为了无业者。另外，由于两地户籍的限制，这也使得他无法帮助我摆脱当前的困境。

自1961年我卸任于内蒙古，重返故土以来，我便四处奔走，寻求出路，积攒资金，渴望早日挣脱束缚。此刻，我亟需实现突破，不惜任何代价，立志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翘首以盼的联络机会终于应运而生。

命运垂青有志者，得益于弟弟朋友的精心引荐，5月10日的黎明，我终究踏上了旅行的征程。匆忙中收拾好一个小小的行囊，怀抱着女儿，我迈出了探寻自由之路的第一步。我们在一条狭窄公路的车站与女儿的父亲老沈会合，他刚从四川匆忙赶到。我们三人并肩登上了一辆破旧的公交车，在泥泞的公路上颠簸了整整三个小时。抵达目的地后，有人引领我们入住了一家客栈。昔日在中国，入住客栈需出示出差证明——一封由工作单位出具的正式函件，上面清晰注明“xx人今日至此地公干”，函头印有单位名称，函尾则是单位的“豆腐印”，通常由木头雕刻而成。在中国，向来没有所谓的自由旅行，一旦离开故土，便被称作“盲流”，这也让人学会了如何应对“非法的勾当”。出发前，子祥弟不知何时在校园中捡到这样一份“出差函件”，将它交给了我，这无疑成为了旅行者的护身符，我凭借此信顺利度过了第一夜。

“启航的时刻已然来临”，暗示着一艘船只即将扬帆远航。我们急忙自那陈旧的农舍中奔出，她父亲怀抱幼小的孩子，我手握仅有的布袋，携一瓶清水，匆匆赶往门外。我们与同伴们一同翻越了那不算陡峭的山丘，紧接着直奔海湾，那辽阔无边的南中国海景象便映入眼帘。

在这汹涌澎湃的大海上，那叶孤舟在数小时的风雨中颠簸起伏，险象环生。幸而，它们邂逅了一艘慷慨接纳的帆船，终于将船上的所有人以及小舟一同拉拽至香港。

踏足香港的那一刻，港警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沈迪克与梁成金身上。两人皆以书生的风貌示人，港警心中暗自推测，他们应是失意文人，于是对他们格外照拂，态度显得格外和善。交谈中，港警得知梁成金的叔父在香港警局任职，便告知他们，凭借这一层关系，他们可以迅速获得合法居留身份。这对幸运的伴侣并未像其他非法入境者那样遭遇遣返或拘押的命运，不久之后便在香港安顿下来。

初踏足香港这片土地，生活对这对伴侣而言无疑是一场挑战。他们曾身兼工人与撰稿人之职，仅以微薄收入维系生计。然而，到了1964年，沈迪克凭借出色的能力成功跻身香港大学物理系，获得了助教一职，这才使得家庭生活逐步步入正轨。迈入70年代，沈迪克获得了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的难得机遇，而梁成金则带着四个孩子一同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学业有成后，沈迪克在香港大学获得了更为优越的教职待遇。[1]

沈迪克与梁成金，作为北大右派学生群体中唯一成功逃港的成员，堪称人生旅途中难得的幸运儿。沈迪克得以在世界的顶级学府深造，并最终成长为一位在专业领域内颇有成就的学者。与此同时，与他同样才华横溢的众多北大大右派学生，却在那段充满歧视与压迫的岁月里，艰难地挣扎求生，虚度了宝贵的二十载青春。

在学业与事业均已取得显著成就的关键时刻，沈迪克却做出了背离家庭的选择，转移了情感，这令梁成金承受了沉重的打击，成为了他人生旅程中的一个污点。然而，给予梁成金最大慰藉的，是他的四个孩子。他们不仅在海外接受了卓越的教育，实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在职业道路上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用孝顺与深厚的爱意回报了母亲。

陈斯骏三度逃港失败。

逃港之路布满艰辛与惊险，其难度之大，以至于无人能复现沈、梁二人的侥幸。北大历史系54级的学生，身负右派身份的陈斯骏，曾三次尝试非法越境，却屡遭挫折，终未成功。

陈斯骏，生于1930年，早年便在香港接受深造，随后将才华倾注于广东的各项工作。1954年，他顺利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深造。他的父亲，陈卓凡，是一位备受敬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历任广东省参事室主任及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要职。而他的兄长，陈斯聪，也毕业于我国顶尖高等学府——清华大学。

1957年，因撰写有关沙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的评论文章，我遭遇了反苏的指责。次年新春伊始，在反右补课运动中，我被打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我的父亲与兄长也未能幸免，同样受到了类似的命运。1959年，我被派遣至内蒙古师范学院任职。在抵达那里后的前半年，我被分配至牧区放牧，接着又在资料室工作了大约两年。在摘掉右派帽子的之后，我有幸投身于教学工作。1962年的秋季，学校对教职工队伍进行了精简，我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提出了调回广州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然而，抵达广州后，鉴于我曾经的右派身份，我未能获得正式的工作岗位，只能担任临时代课教师。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即便是代课教师的岗位也难逃被撤销的命运，他因此被调派至一家位于街道的小型工厂，成为了其中一名普通的工人。进入文革的中后期，陈斯骏不幸多次成为批斗的对象，身心承受了巨大的磨难，面对前途的不确定性，他深感一片迷茫。在这样的困境中，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逃离大陆、前往香港的决定。

往昔，广东逃港之风盛行一时，陈斯骏与一众同伙密谋策划，精心筹备，不仅伪造了通行证，还从经验丰富的偷渡者那里获取了避开边防警力的路线图。他三次尝试了三条不同的逃港路径，却终究未能成功。其中一次，他距离彼岸仅有百余米之距，最终还是被民兵拘捕；另一次，他被警犬撕扯得衣衫破损，身上留下了十二道抓咬的疤痕。鉴于当时广东逃港人数众多，每一次被捕，他们都会经历短期的监禁和劳改，方才得以重获自由。

陈斯骏的父亲，陈卓凡，于1976年不幸离世，未能亲眼目睹儿子得以昭雪的辉煌时刻。直到年近半百，陈斯骏终于迎来了右派身份平反的消息。在父亲生前挚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的鼎力相助下，他成功调入暨南大学历史系，担任教职。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与曲折之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崭新篇章。[2]

相较于陈斯骏那三次未能如愿以偿的逃港尝试，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暂监禁与劳动改造，其他几位试图逃港的右派学生所承受的苦难则显得更为深重。

袁植芬、张强华、

王又芈结局惨烈

1958年3月8日，生物系53级及物理系54级的几位右派学生袁植芬、张强华与王又芈，一同被指派前往北京制药厂参与劳动考察。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及其他院校的右派学生也于同日抵达。踏入厂区，眼前便是一幅横跨大门的醒目标语：“右派诸君，欢迎光临！务必严守纪律，切勿胡言乱语。”这种迎宾方式，无疑给学生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我们并非守旧之辈，既无愚忠之心，亦无意束手待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逃往香港，自从被定为右派的那一刻起，便成为了我日夜所盼的渴望。”在他们当中，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愿望的，莫过于那位曾从香港归来却又自投罗网的右派袁植芬。

袁植芬的父亲袁励民，曾是壳牌石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商，一位备受尊敬的资本家。在40年代末期，袁植芬曾在北大预科学习，后来跟随父亲移居香港。新中国成立以及大陆对华侨的宣传教育，激发了他回归故土的愿望，并决定在北大继续深造。袁植芬早已习惯了香港的奢华生活，消费观念高，言行举止随意，在当时的学生群体中显得与众不同。在肃反运动期间，他的生活方式一度受到批评。1957年鸣放时期，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并未贸然行事，仅是在他人的大字报上附和签名。然而，在1957年暑假即将来临之际，他获得了签证前往香港探亲。不料，在他离去之后，那些他签名的大字报被指认为右派言论，尽管他并未在场，但由于签名和先前行为，他被判定为右派分子。而这一切，远在香港的袁植芬却一无所知。

袁植芬在香港目睹了港报上有关大陆反右运动的报道，这一幕让他对回北京的计划产生了深深的忧虑。那时，他已经成家立业，膝下有四个孩子，而他的妻子，是著名画家司徒乔的千金司徒园。司徒园及其父母和孩子们都居住在北京，她不断地催促袁植芬尽早返回京城。袁植芬未曾想到，仅仅因为在大字报上署名，他便会成为右派分子的牺牲品。于是，在1957年11月底，他毅然返回北大，自投罗网，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袁植芬不幸名列右派之列，不久便被派往北京制药厂接受劳动改造。然而，面对重返北京的命运，他心中满是懊悔。可惜，时机已逝，若他意图回归香港，唯有重新提交入境申请。在制药厂，与他一同遭受不公的右派同仁们，都将希望寄托于他。他们深信，凭借袁植芬的独特身份，或许能为他自己和他人争取到赴港的机会，为同伴们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途径。

“若有谁意欲前往香港，请举手！”这一句威胁促使袁植芬毅然决然，下定决心选择偷渡逃离。

1959年岁末的一个寒夜，袁植芬与同事、同样遭受清华右派之名的赵树范同行，步出华清园浴池，正准备搭乘公交车前往火车站。未料，两名暗中潜伏的公安局便衣突然现身，将他带走。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袁植芬迅速将早已备好的前往广州的车票托付给赵树范，请其代为退票。次日，袁植芬的妻子司徒园接到消息，得知丈夫已被当局拘留审查。不久，袁植芬因无端的罪名被送往劳动教养，此事在全厂激起轩然大波，也让其他右派们心生惶恐。

张强华回溯往昔，那时的他，作为一名书生，自诩对法律有所涉猎，便深信自己虽曾与袁植芬就偷渡之事有过探讨，却从未付诸行动，仅仅言辞之间，不足以构成对我偷渡罪的指控。尽管内心难免有所忧虑，他却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然而，他未曾察觉，一场灾难正在暗中酝酿，一场浩劫即将降临。1960年4月29日的深夜，我终究被警方逮捕。自那天起，我的自由被无情剥夺，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深渊。

张强华目前被羁押于北京的草岚子看守所。在初次接受审讯之际，他细致地记录下了审讯员与他之间的对话内容。

审讯员：为何逃港？

张：我并非逃离。你们并非是在边境线上将我拘捕，而是直接在制药厂的那座宏伟烘箱中对我实施了逮捕。

审问官：竟然这么快就被我们擒获？这实在出乎意料，竟然还有机会接受审问？太过嚣张了！你们究竟是如何策划这起行动的？

张：随意聊，无计划。

审讯官：显然这是预谋，暗中策划之举。难道你们竟然如此大胆，公然密谋？为何要选择逃跑？

张：我们的外出渴望，实则源于对药厂工人施加的歧视和毫无根据的监管的难以忍受。

国家为你们着想，特意为右派开辟了一条生存之路，安排劳动工作，保障了你们的温饱，同时也给予了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难道这些还不够吗？若选择逃往国外，难道不会陷入饥饿的危机之中吗？

“我始终将美好的事物视为人生的信仰，然而，笔尖之下却无情地将它们一一抹去。内心充满了愧疚与不甘，我为自己的意志消沉、人格的堕落，以及对坚定信仰的背叛而深感羞愧！”

自递交自白书之日起，张强华便被押送至自新路看守所。经过数月的漫长等待，直至1960年年底，他被正式押解至法院，迎来了审判的日子。在那宽敞的法庭内，他走完了预定的司法流程。岁月如梭，又经过一年多的时光，到了1962年3月，张强华终于收到了判决书。由于被定罪为反革命叛国，他遭到了有期徒刑15年的重判。与他一同受审的清华右派学生赵树范被判刑12年，而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王又芈则被判刑8年。

袁植芬虽未与他们同谋犯下罪行，但在劳教所中，他却与数位难友暗中策划逃离监狱，这一行径使得他的罪责更为沉重，终以死刑缓期执行为结局。

张强华回忆道：“1961年的岁末，我的肺结核病情愈发严重，迫使我不得不转入重症病房。在那里，我遇到了同一天被转来的袁植芬。曾经的袁植芬，是个热衷于享受生活的人，被捕前体重超标。然而，如今他因肺结核、肠结核、骨结核等多种疾病折磨，瘦得皮包骨头，蜷缩在监房的一角，那凄凉的模样让人心碎。我至今仍记得，他瞪大眼睛，眼神中充满了哀求，对我说：‘都是我拖累了你。’诚然，袁植芬被捕后，他的供述不可避免地会牵扯到我和他在制药厂共同策划的偷渡事件；然而，我心中清楚，即便没有他的供述，我的被捕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并不会对曾经的同窗怀有怨恨。”

张强华实属幸运儿，每日都能品尝到那煮得软糯的菜汤面条，这让他病势得以奇迹般地稳定。然而，在他离开重症监护室尚不足两个月之际，袁植芬却在狱中因疾病与饥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本应拥有光明前景、心地纯洁的北大才子，只因一时冲动，便踏上了那条他未曾预料的绝路！

张强华辗转于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穿梭于监狱与劳改农场之间，历经了人生的风霜。他记忆犹新，1968年“五一”节将至之际，提篮桥监狱举行了对反革命分子林昭的公判大会，劳改队的囚犯们均被召集，一同收听了这场大会的现场直播。林昭在狱中坚持不懈的斗争，已使她成为监狱内的一位知名人物。目睹此景，张强华不得不将内心的悲痛与愤怒强压心底，默默地向他这位同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思！

曾与张强华一同承受苦难的王又芈，在刑期结束获释之际，精神状态已极度紊乱，被确诊为患有杀人妄想症。因病情所困，家人不得已将他送入了收容所。尽管他经历了右派平反，但精神疾病让他根本无法回归正常生活，最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3]

王克岩便衣钓获重罚

2020年的金秋时节，我有幸对物理系54级的右派学生刘显生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交谈中，我得知他的同窗挚友，另一位同样命运多舛的王克岩，也曾因试图逃往香港而遭受了严苛的惩处。于是，在年底的时节，我在拜访上海的张强华先生之际，特意安排了对王克岩学长进行了专访，以期更深入地了解他那段不幸的过往。

王克岩，一位地道的上海人氏，其父曾于黄埔军校深造，后跻身国民党高级官员之列。1957年，王克岩因涉嫌反苏罪行而遭受迫害，被定性为右派分子。与此同时，他在南开大学求学的二弟王克湘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沦为右派，终因悲痛过度，不幸自尽离世。

王克岩受命前往北京针织厂进行劳动调研。但不久，他与工人们发生争执，对所受的歧视待遇无法忍受，只得逃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他陷入了生活的低谷，对未来一片迷茫。在这期间，他与几位同样失意青年相识，他们共同商议着前往香港的打算。然而，命运多舛，他们不幸被公安局便衣暗中跟踪，最终被捕入狱。1962年，他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叛国罪，被判处了长达20年的监禁。

自1965年始，他身陷上海第一看守所及提篮桥监狱，直至被押送至青海柴达木香日德农场，在那里服刑长达15年之久。在狱中，他坚守不认罪的态度，时常因愤懑而痛骂不止。直至1980年7月，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重获自由，尽管判决仍有瑕疵。重返上海后，他在上海零陵中学担任一职，但规定不得从教，仅能担任一般职员。直至退休，他始终保持着这份坚守。

张强华与王克岩素无瓜葛，然而在我对王克岩的采访中，张强华亦同行相伴。两人初次邂逅，便一见如故，谈及狱中种种艰辛，话题如泉涌，滔滔不绝。张强华带着一丝苦笑，半开玩笑地对王克岩说：“我被判了15年，而你却要服刑20年，看来你比我更‘风光’呢！”

尽管王克岩得到了平反，然而他的生活并未如预期般好转。在80年代，他不止一次地试图申请赴美，却屡次遭遇拒签的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强华后来在上海格致中学找到了教职，成家立业。而王克岩却始终单身，孑然一身，仅在上海的一处阁楼亭子间中安顿下来，他的境遇显得尤为凄凉。他早已皈依基督教，日复一日，以研读《圣经》为生。

愿天佑王克岩及其不幸同行的学长们，愿他们在来世得以安享宁静与福祉，远离尘世的困苦与磨难。

作者附记：

本文一经在“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公众号上推出，便引发了众多读者的热议与积极响应。期间，文中提到的几位人物的亲朋好友纷纷主动与笔者取得联系，他们慷慨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素材，这些资料我已经细心地进行了记录。

周继能先生，一位致力于探究逃港偷渡者命运的学者，特地赠予笔者陈斯骏学长所著的《惊心动魄的旅程——一个右派分子的三次失败偷渡》一书。此书详尽记载了陈斯骏三次偷渡的亲身经历，并收录了他对北大反右运动的深刻回顾，内容丰富，史料价值不菲。

周继能先生无私捐赠了他的著作《用生命搏取自由》，此书详尽剖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知青偷渡热潮。书中收录的《缅怀“老卒友”陈斯骏先生》一文，细致描述了陈斯骏先生在2018年4月28日，不畏艰辛，从美国洛杉矶远赴香港，并在5月1日参与了当地举办的纪念偷渡遇难者的仪式。仪式落幕之后，他即刻启程返回广州。遗憾的是，连日来的奔波使他体力不支，同年6月25日，陈斯骏先生在广州不幸离世。这篇文章使我得以窥探陈斯骏先生生命的最后篇章。

北京大学往昔的右派校友沈迪克与梁成金的子女——沈菲雁与沈天聪，在阅读相关文章后，先后与我取得联系，并无私地分享了他们父母的珍贵生平细节。令人惋惜的是，沈迪克与梁成金分别在2003年和2017年离开了我们。沈菲雁与沈天聪还特地制作了一盘名为“梁成金一代人资料档案”的光盘，并将其作为纪念赠送给我。

沈天聪不远万里，特地来到北京与笔者见面，其目的在于深入挖掘其父母在北大被划为右派的历史及其后续的不幸经历。同时，他亦透露了自己正筹备一部纪录片，该纪录片旨在记录其父母那一代人的故事，以期让后世能够深刻领悟那段历史。面对这位不遗余力传承父母精神遗产的青年，笔者对沈迪克和梁成金学长深感欣慰。

2025年2月16日，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记录下这则消息：张强华老学长不幸因病去世，享年九十岁。在右派问题得以纠正之后，张强华先生年年致信全国人大，倾诉其个人遭遇，并迫切要求公正的赔偿。他在2004年出版的自传《炼狱人生》中，详尽地记录了自己和众多同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所承受的磨难，书中的故事让人深思。

张强华学长的一生，无疑是对命运不屈抗争的典范。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表达心声：“我愿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存活的右派。”尽管他已离我们而去，但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与高尚的气节，却永远铭刻在众人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