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逊帝溥仪在冯玉祥的驱逐下被迫离开紫禁城。到了1945年，当溥仪在沈阳机场等待搭乘逃离至日本的航班时，他遭到了苏联红军的空降逮捕。在这段长达21年的流离失所中，出宫后的溥仪先是迁居至北京之外，后辗转至天津，再后则是逃往东北。尽管他的人生旅途充满波折，经历颇为复杂，但他的生活品质却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八月初五之晨，自七时起，洗漱完毕，肖丙炎随即为吾诊脉。至八时，郑孝胥开始讲授《通鉴》。九时，于园中漫步，接待了康有为。我以果品佐餐，并品尝了茶点……于园中骑自行车锻炼身体，至黄昏时分，乘车离园，前往新购置的住宅，不久便返。

这段文字记录了1927年溥仪的一页日记，从中可见他不仅拥有私人医生和资深家教，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不仅享受着贵族般的下午茶时光，即便在繁忙之余，也会乘坐专车抽空巡视自己的产业。

事实上，溥仪不仅自身生活优裕，更是某些军阀所依赖的“财政支柱”，由此可见其财富之丰盛。

末代皇帝被驱逐出皇宫后，他究竟积累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的来源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溥仪的资产，是否在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天一同带出？

溯至1924年11月5日，立冬的前夜。在那日，冯玉祥麾下将领鹿钟麟率领军警，抵达了宣统帝溥仪的宅邸门前。

清晨九时，晨光初现，穿透了紫禁城的巍峨宫墙。此时，18岁的溥仪如同平日般，安坐于储秀宫中，与婉容一同享用着新鲜水果，谈笑风生。忽闻内务府几位大臣慌张地冲入房内，手中紧握着一份公文，气息急促，话语不连贯地报告道：

“陛下，陛下，冯玉祥已派遣军队抵达！同时，李鸿藻的后裔李石曾也表示，民国政府将撤销优待条例，并要求签署一份名为……的文件。”“他们宣称，限三小时之内，全体人员必须搬离此地！”

“鹿钟麟催促道，时间紧迫，只剩二十分钟了，否则景山上将不得不启动炮火……”

这局面该如何是好？唯有速速退宫。溥仪终究应允了鹿钟麟的请求，乘坐国民军准备的车辆，离开了故宫。

也就是说，当溥仪离开皇宫的那日，他实际上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精心挑选携带的物品，宫内因混乱而显得“一片狼藉”，他的离去可谓“匆忙”。那么，他后续的奢华消费又是如何维持的呢？

出宫那天

“净身出宫”虽仅是表面之举。实则，溥仪的财富主要源自两大渠道：一则是对宫中宝物的变卖，二则是皇家自有的私人产业。

在“小朝廷”的欢声笑语中，溥仪悄然开始了财富的积累。然而，讽刺的是，正值清廷摇摇欲坠，濒临灭亡之际，它却遭到了“自家兄弟”的窃取和掠夺，最终一贫如洗。

一类是太监和宫女秘密进行的盗窃，另一类则是朝廷大臣们以“外出鉴赏”为名进行的正当化盗窃。

然而，在这群人中，最大的窃贼竟是自己下令清点财物、声称要遏制盗窃风气的溥仪。他从内务府所清点的字画中精心挑选出精品，假借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暗中将它们秘密运出宫外，藏匿于天津英租界的住所。难怪当时溥杰每天“放学归来”，总是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

历经五个月的精心策划与努力，溥仪与溥杰成功地将一系列珍贵文物送出，其中包括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创作的《曹娥碑》、欧阳询、米芾、赵孟頫等书法大家的墨宝、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手稿，以及张择端的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等。

尽管溥仪自述，在天津居所期间，那批珍贵的字画与古籍仍掌握于他手中，然而，观其大肆挥霍财物的行径，不难推测那些已售出且去向不明的宝贵历史文物，实则为他换取了丰厚的财富。他将其中一部分资金存入外国银行，定期享受着可观的利息；而另一部分则被转化为房产，每月为溥仪带来稳定的租金收益。

此外，部分主要资产亦源自南京临时政府的特别优待。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向清政府提交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条款。数日之后，溥仪宣布退位。据此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明确指出，“大皇帝一旦退位，其每月所需之四百万元，将由共和国专门款项拨付”，意即临时政府将在皇帝退位之后，每年按时向清室支付400万元资金。《条件》进一步规定，“大皇帝退位后，其皇族原有私产，将得到共和国的特别保护”，这意味着溥仪依然保有皇族原有的私有财产。

核心争议在于对“私产”的定义。《条件》中缺乏对这一概念的明确界定，因此清朝根据自身解读，将宫内所藏的古代文物、金银财宝及绸缎家具等所有物品都归类为“私产”。面对财政压力，临时政府无法按约期支付给清朝应得的款项，因而处于劣势，不得不无奈接受这一说法。这亦是导致宫中物品被盗现象频发的原因之一——既然被视为私产，宫中人员便自行处理了这些物品。

此外，清朝皇室除宫内财物外，是否拥有其他私人资产？答案是肯定的。其中之一便是他们从国库中私下挪用的资金。官方宣称，皇家“内库”和国家的“国库”是相互独立的，即皇室的“皇粮”和国民的“国税”互不干扰。然而，真相是，“内库”的大部分资金实际上来源于国库的拨款。自1830年开始，国库每年需向内库划拨90万两白银作为“经费”，而且有时还需承担内务府的临时“借款”。

其次，依托皇室土地所设立的皇庄，以及高额的盐税、各类关税、贡品、罚金所收之财，以及内务府自行的商业经营活动。变卖人参，开设当铺和钱庄。这些亦均为皇室收入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热河行宫的珍宝、盛京行宫的藏品，以及皇家园林颐和园中的各类宝物，皆属清室的私人财产。

日复一日，源源不断注入内库的财富虽然数额庞大，然而皇室的消费亦是极其奢华，因此最终留存的具体数额难以确切估算。在光绪年间，正值财政改革之际，曾掀起一股推动皇室经费与行政经费分离的风潮，但最终亦无疾而终。

然而，据溥仪本人的记载，彼时他所拥有的皇产主要涵盖广阔的皇室领地。自清军入关以来，他们持续进行“跑马圈地”的活动，将众多土地纳入皇室所有。至溥仪执掌皇权之时，仅直隶一地的皇产便已相当可观。（不算八旗的）就有约12万饷（1饷约10亩）。

“宫城、建筑及历代珍宝属于公产，其余均为私产。”由此可见，此修订对溥仪的财产影响有限，其私有的皇家领地不属于公产，而宫中的“珍宝”在他匆忙离宫时并未带走。

为妥善处理该土地的租赁与销售事宜，民国政府与清皇室曾共同设立“私产管理处”。双方各取所需，每成交一块土地，便瓜分一份收益。鉴于土地资源丰富，此类收入自是颇为可观。

溥仪有多少财富？

明了溥仪财产的起源之后，不妨进一步探究，他这些财产究竟数额几何。

当溥仪身为皇宫中的皇帝时，相较于往昔，那时的宫殿已是颇为困顿，甚至在他成婚之际，亦因资金短缺，不得不考虑将《四库全书》变卖。然而，这所谓的“穷”不过是相对而言。溥仪日常仍旧挥金如土，仅零花钱一项，便能轻松掷出3万大洋，用以购买大颗钻石；又或是委托他人从海外引进宠物犬，并为爱犬不惜重金治疗，不时还会在心情愉悦时，赏赐兽医以绿玉手串、金戒指或鼻烟壶等贵重物品。

彼时收入颇丰的鲁迅先生，其月均收入亦不过区区250块大洋，然而即便如此，相较于广大平民百姓的收入，已是高出了数倍之多。

彼时宫中窃盗之风气盛行，恰逢一场至今缘由未详的火灾，无情地吞噬了诸多历代皇室累积的珍贵财富。即便其中不少已被盗出并转手，内务府仍从余烬中挖掘出一批熔融的金片。一经称重，竟高达一万七千余两，粗略估算，其价值已逾亿元。

由此处即可窥见皇室私藏财富的雄厚。溥仪从宫中运出的那些珍宝，其价值理应远超这些金片。

根据1935年3月土地局发布的《关满洲皇产之沿革及现状》报告，溥仪在辽宁拥有超过73万亩土地，而在吉林，已开放的土地面积约为80万亩，未开放的土地则达到了约100万亩，此外，还有一些未开放的土地尚未进行具体测量。

溥仪所拥有的林产颇为丰富。依据1939年10月奉天陵庙承办事务处所发布的报告，福陵的陵域面积总计约为668公顷，而昭陵的陵域面积则大约为212公顷。在这些陵域内，分布着57公顷的针叶林以及80公顷的阔叶林。

除却上述种种，根据若干零星资料记载，溥仪曾短暂居于天津的日本租界明石街。（今山西路）、吉野街（今察哈尔路）位于永平里的一区房屋，每月带来超过4000元的租金收益。此外，在二区的十三号路上，他同样拥有一区房屋。

审视溥仪在天津期间的经费支出，不难发现，他因在多处设立办事机构，诸如“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等，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月租、员工薪水和餐饮费用。特别是针对北京及东西陵等地，每月的开销便高达一万五千余元。

溥仪的日常开销颇为可观，涵盖了他在张园的居住费用——每月200元租金，以及员工们的月薪，总计4000元，婉容与纹绣的月银1800元，饮食费用500余元，茶水房开支100余元，购物开销4000余元，电费200余元等。这些杂项加起来，每月的基础支出便超过了1万元。在购物方面，主要是购置一些日常用品，如钢琴、收音机、手表、西装等，而像购买汽车、钻石这类较为昂贵的物品则较为少见。对溥仪来说只是稍大。开支未计入。

这笔月度支出超过两万元，却仅占溥仪总开支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收买军阀和其他势力。此类支出单次即可超过北京与天津两地办事处每月的开支数倍。以当时为例，为了笼络白俄的谢米诺夫，溥仪曾一次性赠予他五万元，并且之后定期以一万为单位分批次持续资助。

自抵达天津以来，溥仪的活动频繁不断，不懈地寻求各种势力支持，一心想要恢复帝位。被他吸引至天津的众多军阀均被统称为“寓公”。这些寓公的经济实力如何呢？据不完全统计，这71位寓公军阀官僚的财富总和达到了6.31亿元，这一数字超过了当时北京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其中，拥有超过2000万元资产的有10位，张作霖便是其中之一。溥仪与张作霖亦有过交往，曾以大量古董和现金收买张作霖的部下。通过这些支出和“寓公”们的财富，我们可以对溥仪的财产规模进行一定的估算。

溥仪财富证据

鉴于开支浩繁，溥仪不得已将藏于天津英租界戈登路的诸多珍稀字画，部分赠与他人，部分出售。随后来到北方，投靠日军，在长春沦为伪“满洲国”的“皇帝”。那些从皇宫中运出、未售出的文物，便被安置于伪皇宫东院图书馆楼下东侧的房间内。（即“小白楼”）。

此时，溥仪依然拥有丰厚的财富。1942年1月9日，他的侄子毓崇致信给溥修，那时溥修正协助溥仪管理天津的私人产业。信中如此记载：“据二叔所述：‘上等瓷器与玉器共五箱，特嘱办理通关文书，由我叔亲自携带进京。’”其财势显赫，瓷器与玉器竟以箱计数，一箱就是五箱之多。

依赖他人养活的时光终将不再长久。转瞬之间，1945年的钟声已然敲响。8月8日，伪满洲国的统治宣告终结；8月13日，溥仪及其携带的部分巨额财富南逃，抵达了通化县的大栗子沟；而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随后，经过与日军协商，溥仪最终决定在沈阳机场暂作停留，随后与日本军官们一同前往日本。当日的正午11时，他踏入机场，步入休息室，静候航班起飞。

期盼之中，日本飞往日本的航班并未如期而至，反倒是震耳欲聋的苏军飞机引擎轰鸣声打破了宁静。溥仪目送着飞机缓缓降落，苏联士兵依次走下机舱，径直走到他们面前，迅速而果断地缴获了日本军队的武器。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溥仪作为战犯，将在苏联度过他的流亡生涯。与此同时，留在大栗子沟的其他人携带的文物，绝大多数都已转交给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代表。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他过得相对舒适，因此萌生了留在苏联的念头。

他未能如愿，最终离苏。

1950年7月31日，承载着伪满洲国战犯的列车缓缓驶入绥芬河车站，昔日溥仪亦随同抵达，重返祖国的怀抱。

自天津出发，途经长春，抵达沈阳，继而又抵达苏联，溥仪所携之宝物沿途散落。即便遭遇如此损失，苏联内务部的档案显示，其中部分珍宝仍归溥仪所有。一个装有汉白玉、水晶小闹钟等精美饰品的木箱，其价值高达47.3万卢布。对于溥仪来说，这有限的财产似乎过于稀薄，连当时参与交接的外交部门官员都在猜测，凭借这些财产，他能否在日本或欧洲流亡中维持生计，又能够维持多久？

先前，那个藏匿着珠宝的黑色皮箱置于夹层之中，在溥仪归国并登记入狱时并未引起任何疑异。直至其侄子毓嵒揭露并告密，溥仪方始自愿将这批文物上交给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昔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忆述，溥仪随身携带的珍宝囊括了珠宝、钟表及其他罕见宝物。其中，不乏如蛋黄般硕大的珍珠、玛瑙、钻石、蓝宝石、翡翠等珍品，更有各国王公贵族献给清朝朝廷的怀表。其中一款怀表尤为精巧，其形似“蝉”，其双翼镶嵌了130余颗钻石；轻触怀表的尾部，双翼便会向两侧展开，显露指针。

即便怀表再怎么精巧，溥仪亦将与之挥手作别。与此同时，他亦将告别那陪伴他度过整个前半生的“家人”。在此后，他将于抚顺度过人生中最为“简朴”的十年时光。

1959年12月4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俱乐部大厅内，一位声音在讲台上响起：

依据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的特赦令，本机构对羁押中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严格审查。爱新觉罗·溥仪，一男性，现年五十四岁，属于满族，籍贯北京市。该犯已被监禁十年，在服刑期间，通过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已显现出显著的悔改迹象，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适用条件，故此予以释放。

那天，溥仪获得了特赦。五日之后，他重返了京城。又经过了两个月的光阴，他步入了故宫的雄伟殿堂。

凝视着故宫重新布置的珍贵文物，溥仪不禁感叹，历经数度历史的磨难，留存下来的已是屈指可数。在那些岁月里，这些文物被视为皇室私藏。浏览间，一幅古画突入眼帘——那正是他昔日与溥杰私自携带出宫的《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作，曾是日军投降那一年溥仪留存于小白楼的珍贵文物之一。在哄抢的混乱中，它不幸流落民间，随后被截获于通化，最终存入东北博物馆。而如今，站在这幅画前的溥仪，已是一位普通的北京市民，同时也是植物园的一名辛勤劳动者。